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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14 Feb 2008 11:41:48 CST 99
<![CDATA[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 .html 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蓝图:
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
张宏良
胡锦涛提出的五有社会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文革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我们所说的四大自由是指文革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它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下面分别介绍五有社会和四大自由。
胡锦涛的五有社会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五有社会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学有所教所有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无论是否拥有完整的家庭或者已经失去亲人的孤儿,都有接受相应教育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劳有所得:所有具有劳动能力并且愿意劳动的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无论是白领阶层还是蓝领阶层,无论是学历高的人还是学历低的人,无论是肢体健全的人还是身有残疾的人,都有参加工作并获得相应劳动报酬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病有所医:所有患有疾病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无论是身家百万还是身无分文,无论有没有亲属签字担保,都有接受治疗和恢复健康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老有所养:所有需要保障的老年人,无论有子女还是无子女,无论有退休金还是没有退休金,无论能够表达要求还是不能表达要求,都有获得有尊严生活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住有所居:所有需要住房的人,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有能力的人还是没有能力的人,都有获得相应住房的权利,这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的天然权利。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福利权利的基本内容;是现代社会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是任何国家、组织和制度不可突破的伦理底线;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剥夺其任何一项内容,都是悖逆天理侵犯人权的严重刑事犯罪,并且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宽恕不得赦免的人伦大罪。
胡锦涛主席2007年提出的五有社会目标,不仅是公平正义的,也是切实可行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统计,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28平米,远远超过了日本人均15平米的水平,在住房方面已经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现在城镇居民没有房子如同历史上没有土地一样,完全是被开发商垄断的结果,所以“打倒开发商,人人有住房”,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解决住房问题的历史要求。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可以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这四大自由,是在此之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成果。并且,如果孤立地来看每一项自由,或者站在上帝的角度来分配这四项自由,四大自由几乎完美无缺,照顾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后两项自由对穷人特别重要,甚至是专门为穷人设立的自由。以至于对穷人不屑一顾的中国自由主义精英从来不提后两项自由。中国的抢劫式改革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老百姓贫穷匮乏和绝望恐惧的基础上,一提这后两项自由,中国改革的历史合法性立刻就会荡然无存。所以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就变成了最适合学者和富人的两大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而老百姓的生活和住房是不是匮乏,是不是恐惧下岗失业,是不是恐惧上不起学,是不是恐惧看不起病,是不是恐惧年老无人养,则统统被屏弃在自由之外。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变成两大自由,虽然与中国自由主义仇穷恋富的天然缺陷有关,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罗斯福四大自由排斥穷人的内在缺陷决定的。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核心是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有可能宣杨和捍卫自己的信仰,才有可能伸张和追求物质生活的充裕和精神生活的安宁,也才有可能实现后三项自由。但是,建立在异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自由却要受到知识、资本和权利三道门槛的限制,这三道门槛完全能够自发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自由之外。
首先是知识的限制。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是通过报刊出版广播电视等媒体表达的,甚至这些传统媒体是唯一的表达渠道。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能够享受这种言论自由的只有那些善于著书立说的学者专家。而对于无力撰写论文著作的一般民众来讲,最大的言论自由充其量也只是在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中发些牢骚而已,这些牢骚不仅没有人理会,甚至是专家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任何文章著述一旦染上街头百姓的“非理性言论”,立刻就会丧失全部学术价值。中国学者之所以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看不懂自己的文章著作,原因就在这里。可见,现代社会享有言论自由的前提,就是能够著书立说。如果没有著书立说的能力,也就无法享有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如同达不到分数线就无法进入高校大门一样,仅凭这一道门槛,就足以能够把绝大多数老百姓排除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
其次是资本的限制,这是现代社会为言论自由设置的第二道门槛。即便能够著书立说跨越了知识的门槛,也只是意味着具有了对自己发表言论的自由,能否享有对社会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则要取决于能否给媒体老板带来足够的利润。只有在能为媒体增加发行量和提高收视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公开的言论自由。相反,如果不能给媒体老板带来利润,那么,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会比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更加悲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至少还有人谈有人议,而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则只能是和自己谈和自己议,终生守着一堆废纸过日子。
最后是权力的限制。这里的权力限制并非是指集权专制,而是指各种规则、程序和审批的限制。比如像上面那样设置知识和资本的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限制。权利限制表明了包括现代社会在内的以往所有社会的自由,都是把老百姓作为管理对象赋予的自由,如同笼子里野兽的自由、羊圈里牛羊的自由一样,具有极其严格的牢笼限制,如果超出牢笼限制影响到秩序稳定,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20万,稳定20年”。对于那些作为被管理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自由与赋予监狱犯人的自由,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活动范围大小而已。羊圈再大,羊也仍然是羊,绝不会成为牧羊人。
现代社会对言论自由的三重限制,成功而又不露痕迹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外,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也就变成了极少数富人的自由,变成了富人驾驭穷人的自由,这就是中国权贵富豪喜欢西方民主自由的根本原因。其实,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自由之外,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共同特征,所不同的只是封建社会直接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通过规则不露痕迹地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所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不仅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是统治文明和统治技巧的进步。可见,在此之前的所有剥削社会,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后来昙花一现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官僚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和民主永远都只是权贵和富人的政治专利,与穷人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历史上先后推翻奴隶社会建立封建社会的,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可穷人却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社会的任何自由和民主。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可以说是在中国文革之前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政治文明,连这个最高的自由都把绝大多数穷人排除在自由大门之外,其他社会的自由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当然,如同前面所言,如果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分割开来,由上帝逐一不少地进行分配,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确十分完美,是穷人和富人共同的福音。只是上帝太忙了,只能让人类自己主导政治资源的分配,在富人主导的政治生活中,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便成为穷人的政治枷锁,虽然这未必是罗斯福等人的本意,但却是建立在异化社会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唯一突破了异化社会限制的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真正自由,就是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四大自由。
《文革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
20世纪60年代中国爆发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穷人宪法——《文革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四大自由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自由权利构成了文革大民主的基本内容。单从这四大自由的表述方式就可看出,《文革宪法》规定的这四大自由,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大众政治权利,是无需专门解释所有老百姓都能明白并且任何精英都难以进行学术垄断的政治概念。如同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一样,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振臂一呼也能知其准确含义,并且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不会产生任何歧义。一个“大”字,充分反映了这是大众政治时代大众享有的大众自由大众民主,它将从根本上取代数千年来精英时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
一、关于大鸣的基本涵义
大鸣:大鸣是相对于以往言论自由的小鸣而言的,以往言论自由的三重门槛决定了只能是极少数精英的小鸣,现在既然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就需要与绝大多数人相适应的大鸣,只有大鸣才能形成和适应大众政治。
一是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程度,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包括极少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公民,就拥有以主人翁身份质询和要求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政府机构的天然权利。无论任何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委会主任,在任何场合——包括办公室、会议室或其它公开场合,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拒绝劳动公民的公开质询。并且这种公开质询的公众大鸣不受任何形式束缚:可以是只身独鸣;也可以是聚众和鸣;还可以是全体齐鸣。鸣的场合也不受限制:可以是会上鸣,也可以是会下鸣;可以在单位里面鸣,也可以走上街头鸣;可以在本地广场鸣,也可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鸣。公鸡尚有随意打鸣的权利,作为社会主人翁的劳动者,更是拥有不可剥夺的鸣放权利。
二是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有权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如同现代共同诉讼制度一样,公民表达的所有政治诉求,都无需任何审批,无需任何证据,无需任何费用,无需任何专业知识,只要符合天理良心,就是最高的政治伦理。可以说,美国开始推行的现代共同诉讼制度,就是中国文革民主之花结出的丰硕的世界政治之果,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和创新,最终也只能由中国人将其完善成为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大众政治制度,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
三是容纳言论自由的渠道大,大众政治的广泛性决定了言论自由渠道的多样性,而传统媒体的狭窄渠道只适合于精英政治,无法适应广大普通劳动者自由表达言论的大众政治。这就必须在原有媒体之外开辟新的言论自由渠道,大小字报,标语口号,自由辩论等方式,与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等媒体具有同样存在的神圣权利,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方面,真正实现了佛家关于众生平等的理想,任何人哪怕是不识字的文盲,都可以通过振臂一呼来表达其看法和诉求。这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专家学者可以著书立说自由表达,有文化的公众可以大小字报自由表达;没文化的公众可以通过标语口号自由表达;总之,所有人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当今网络时代,已经完全具备了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表达思想言论的技术条件,具备了实现大众政治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形成了与传统媒体相抗衡的网络民主。中国网络民主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传统媒体被精英集团垄断的结果,又是大众政治时代到来的主要标志。网络民主的大众性质决定了必须恢复四大自由的宪法地位,在制度和法律上确认网络媒体的主导地位,取代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坚决废除诸如网络管制、网络歧视等打击和限制网络民主发展的一切制度,防止由于运用传统媒体的能力不同而形成民主特权,保证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权利。
二、关于大放的基本涵义
大放:如果说大鸣属于自由的范畴,那么大放则属于民主的范畴。自由和民主,是古往今来历代革命造反的基本政治主题,也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兴起和衰亡的根本政治缘由。只是不同历史时代赋予了民主不同的含义:封建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为民做主,所以才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以民为主,后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中国文化大革命建立的民主则是要由民做主,坚持实现“粗黑的手来掌大印”的不变政治理想。文革实行的由民做主与以往社会的为民做主和以民为主相比较,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无论是封建社会的为民做主,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以民为主,人民始终都只是政治管理的对象,都只是被管理的客体,而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由民做主,人民则破天荒第一次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
把人民由以往社会的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者,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历史贡献。虽然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失败了,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历史代价,但是文化大革命所创造的大众政治文明却在世界范围内开花结果,以有罪推定为核心的共同诉讼制度,以自然法和公众立法为根本的现代司法制度,就是中国文革灿烂之花结出的世界丰硕之果。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反动派,之所以全面封杀西方国家轰轰烈烈的共同诉讼制度,以及自然法和公众立法原则,就在于这些制度和原则在政治上宣告了文革的伟大历史作用,以及他们一伙反动派的历史死刑。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包括每个普通劳动者在内的空前大民主的大放主要包括:
第一,放开所有错误历史观念的束缚,把人们从陈旧社会的精神枷锁和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人民的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迄今为止统治阶级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何谓有理、何谓有罪的问题上。在统治阶级看来,永远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卖国有理,甚至屠杀有理;永远是革命有罪,造反有罪,罢工有罪,甚至谋生有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不准百姓搭建一座茅棚,偌大一个中国摆不下百姓一个谋生摊位,把这种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空前极端压迫以所谓法制的名义注入整个社会,就是统治阶级思想建立的成功典范。那些灭绝人性的法学精英或许会说,其他许多国家也都不许搭建茅棚,但是所有不许老百姓搭建茅棚的国家,政府都为老百姓提供免费住房,唯独中国既不准搭茅棚也不提供免费住房。连飞禽走兽都有搭窝筑巢的权利,住房更是最基本的人权,可是中国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右派精英,却唯独不提老百姓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人权。
媒体上接连不断地会有路边摊贩被执法大队活活打死的消息,被活活打死的理由永远都是一条:无照经营。古往今来引车卖浆、摆滩谋生就是老百姓的天然权利,现在居然成为违法行为。既然规定执照经营又没有把执照发到百姓手里,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地方官员失职,要打也应该是打死地方官员,为何要打死百姓?如果说打死摊贩是执法人员素质问题,那么严厉打击摊贩则是制度和观念问题。当社会把那些在打击摊贩中死亡的执法人员追认为烈士时,同时也就把引车卖浆的摊贩列为了国家的敌人。面对那些街头被活活打死的小摊小贩,人们不禁在想,历史上有那么多暴虐的朝代,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禁止百姓摆滩谋生;西方资本那么贪婪,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公路上设卡收费;苏联东欧推翻社会主义那么彻底,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消免费住房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为什么这些现象惟独发生在当今中国?并且每一个罪恶现象最初都是在老百姓的万众欢呼声中形成的,几乎无一例外。还有那个因坟地价高死不起的问题,所谓“死无葬身之地”本来是中国人最恶毒的千古咒语,现在却变成了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残酷现古今中外历史上只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活不起的时代,却从没有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死不起的时代,可人们随便打开任何一家媒体,随便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所看到和听到的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把老百姓弄得死都死不起的所谓改革是历史的伟大进步。
越来越多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都像富士康一样,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尊重劳工,唯独在中国大陆把劳工往死里整,为什么?就因为中国大陆规定罢工违法,就因为中国大陆实行无罪推定。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修改宪法,取消罢工自由和实行无罪推定时,整个社会一片欢呼,北大学生情不自禁地打出了“某某你好”的横幅,整个社会一致声讨罢工自由和有罪推定的文革罪行,声称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这无异在说,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地主多收租子,帮助资本家多赚钱。就是如此荒谬绝伦的理论竟然被整个知识界推崇为最伟大的真理,直到今天,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仍然慷慨激昂地在歌颂这一伟大理论。
可见,中国老百姓的悲剧,首先是观念的悲剧,其次才是制度的悲剧;制度悲剧不过是观念悲剧的必然结果。所以文革才提出了“要敢于反潮流”的口号,才提出了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红卫兵五敢精神,才提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政治主张,目的就是要把被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首先是在观念上颠倒过来。当江青在法庭上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还未听到缓期执行)时,拼尽全力喊出的惟一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法庭也不仅仅是在判处江青死刑,而是在判处这句口号的死刑。也就在那一刻,历史便注定了中国老百姓后来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只是这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还远远没有结束,把中国蓝领阶层推入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正在如同乌云般地向中国白领阶层扩散,当中国白领也陷入死无葬身之地的绝境时,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的天道天理。到那时,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还有良知,他们就会为自己曾经的堕落而感到深深的悔恨和羞愧。
第二,放开所有陈旧规则的约束,把人们从数千年剥削社会造就的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权力和资本统治的历史,数千年的权力统治,数百年的资本统治,形成了由权力和资本主导的游戏规则。同样一件事情,如果凭借权力和资本就是正当的;如果凭借体力就是罪恶的。同样是致人死命,如果凭借权力致人死命就是天经地义;如果凭借资本致人死命就是正当竞争;如果凭借体力致人死命就是暴力犯罪。由于人们支配社会只有这三种力量,官员凭借权力,富人凭借资本,穷人凭借体力,现在只把体力列为犯罪,这就在客观上把穷人变成了天然的罪犯。同时又在制度上赋予了官员和富人胡作非为的社会条件,可以随心所欲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和致人死命,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黄世仁活到现在,不仅不会被枪毙,甚至还会成为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作为只拥有体力的穷人,则是任何形式的反抗都要格杀勿论,集体反抗属于暴乱格杀勿论,个人反抗属于恐怖分子同样格杀勿论。中国右派精英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是如此。
文革的大放首先就是打破了权力社会和资本社会的游戏规则,把一切都放到社会正义的天平上重新衡量,只要是罪恶行为,无论是采用权力、财力、体力等任何手段,都要绳之以法,严加惩处。真正实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官员不漏,富豪不漏,暴徒也不漏。文革刑法就规定,凡是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无论凭借权力、财力和暴力等任何手段,都属于强奸。文革结束后修改刑法,才又恢复了只有暴力手段属于强奸的规定,并且后来为了满足许多官员对幼女的嗜好,再次修改刑法,规定在不知道年龄的情况下,与任何女性发生性关系都不属于强奸。所以中国官僚才会如此疯狂地痛恨文革和如此狂热地拥护改革。
其次废除所有审批和注册等限制,实行完全的政治自由制度。任何人都有权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无需任何部门任何人的审批和注册;任何政治组织一经诞生就具有与其他政治组织或单位相同的政治权力,拥有合法公章和开具相关证明的合法权力;所有政治组织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监督权、质询权甚至罢免权,可以随时召开会议行使权力,也就是中国官僚最为仇恨的所谓批斗会。可以说,中国文革期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政治自由时代,当时各种造反组织无计其数,遍布华夏每一个角落,如同现在资本的自由竞争和重新组合一样,各种群众组织也在政治竞争中不断重新组合和发展,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百舸争流”的蓬勃朝气,真的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那些历史上始终被人踩在脚下的普通百姓,第一次有了扬眉吐气的做人感觉,并且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现在人们一提起政治体制改革就鹦鹉学舌地谈什么多党制,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不过是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互相制衡的手段,与老百姓的民主权利没有任何关系。而中国文革期间何止是多党制,当时的各种政治组织不下千万,如同一张经天纬地的正义大网,把整个社会笼罩的无一丝罪恶缝隙,任何徇私枉法的专权行为都难逃亿万人民的火眼金睛,所以才会出现10年无一贪官的清明景象。
由于群众组织对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约束权力,使得任何官员都不敢欺压任何一个群众,因为任何官员面对的不再是一盘散沙的单个群众,而是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在无数群众组织直接约束下运行的权力,要想从事贪污索贿等腐败活动,简直比登天还难,简直比临渊还险,从而彻底切断了古往今来升官发财之间的通道。古往今来升官发财已成为中国政治的铁律,升官是手段,发财是目的,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升官也必然能够发财。唯独文革10年切断了升官与发财之间的通道,彻底摧毁了支配官场数千年的这一铁律,把当官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政治奉献活动,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权利机构的廉洁运转。文革期间许多进入政治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仍然只拿原来工人的工资。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由于仍然是原来西安机械厂工人的工资,感到政治局开会收取茶水费经济压力很大,便找到周总理要求开会只喝免费的白开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拿的也是原来售货员的工资,每次家乡来人走后,夫妻俩都要很长时间啃咸菜度日。这些造反新贵尚且如此窘迫,一般官僚要想挥霍奢侈更是绝无可能。
甚至连当时母仪天下的江青,生活之清廉窘迫都难以想像,江青喜欢摄影,购买照相器材欠下了新华社数百元钱,新华社天天追着要账,江青天天攒钱还账,短期内实在攒不够,最后只好找主席要钱才把账还上。后来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囚禁江青时,江青除了许多本书和随身换洗衣服之外,竞无一财产。“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每每看到此处,便忍不住潸然泪下,甚至泣不成声。无论那些贪官污吏怎么妖魔化江青,单就廉洁朴素的经济生活、清白如初的政治品格、超越生死的献身精神、博学通玄的惊世才华而言,江青堪称是古今中外第一女政治家,能出其右者绝无仅有。至于最后的失败,那是佛的失败,菩萨的失败,高尚的失败,正义的失败,是江青在用鲜血和生命重新铸造中华民族高尚的政治品德;否则,哪怕是具有对手万分之一的卑鄙千分之一的阴谋,江青都完全能够“横扫千军如卷席”地把所有对手一网打尽。然而江青却选择了做20世纪东方殉道者的悲剧角色,殉道者的悲悯情怀和伟大精神,是那些唯利是图的政客和利欲熏心的学界宵小根本无法理解的。最早揭示出江青殉道者悲剧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通过政变囚禁江青的华国锋,政变后被那位老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华国锋很快就哀叹道:“我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当初之所以能够政变成功,是因为江青不搞阴谋”。就连那位老人本身也以一种相反的形式表现出了对江青的极端敬畏,面对江青通读过的万卷藏书,那位老人沉默良久,方才言不由衷地说出一句:“江青连华国锋都打不过,肯定也打不过我们”。但是他却深深知道通读万卷藏书的政治家的力量,所以在政治局会议上坚持要判处江青死刑,而对于其他任何政敌的死活根本就不在乎。江青所代表的廉洁政治彻底断绝了中国官僚升官发财的传统道路,加之大鸣大放的游戏规则又摧毁了文化精英的神圣光环,这就不可避免地唤起了中国精英集团最深刻的历史仇恨。利益的仇恨是超越一切仇恨的最深刻仇恨。中国官场的千年规则一直都是“千里做官只为财”,而现在做官不仅不能再捞钱玩女人,甚至还要面对百姓的严厉质询随身随地陪笑脸,这简直是中国官僚发展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和文化精英提起文革便恨得咬牙切齿的根本原因。
可见,百姓自由,官员廉洁的根本在于发动群众、还权于民。只要主权在民,社会就能健康发展。文革结束后,为了发动官员,摧毁文革的组织基础,便提出了“永远不搞群众运动”的口号,全面解除了群众对官僚的约束权利,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还权于官的运动,官权无限膨胀、空前泛滥,腐败的闸门就此打开,一场百姓被抢光国家被卖光的历史悲剧开始在中国上演。
第三,大放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废除社会不公的制度基础,重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虽然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都讲公平正义,但是由于以往所有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社会,他们赋予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就是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公平正义的范畴之外,无罪推定的司法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所谓无罪推定也叫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要控告对方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否则法院不予受理,不仅不予受理,甚至可以诬陷罪反坐。中国的权贵富豪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逼人死命,凭借的就是这个无罪推定制度。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越发展,证据就越隐蔽,百姓要想拿到官僚的证据,穷人要想拿到富人的证据,散户要想拿到庄家的证据,患者要想拿到医院的证据,简直比登天还难,并且为了防止穷人通过各种极端手段拿到证据,法律又专门规定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没有法律效率,这就把穷人完全逼上了诉讼无门的绝路。
比如中国证券市场天天在欺诈投资者,可是投资者根本无法去交易所取证,交易所门口有武警把守,擅闯金融重地格杀勿论。被欺诈的血本无归的投资者除了自杀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再如北京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许多中国银行,统统以不足一年利润甚至不足一个季度利润的惊人低价卖给了外国人,特别是北京银行,竟然在上市前夕主动放弃了超过200多亿的上市差价,以不足当年利润的17.8亿价格卖给了荷兰人,后来北京银行由于粗心大意泄露了银行的股东名单,其中居然有大批甚至不到一岁的中国娃娃股东,此时人们才明白为什么要匆匆把一个市值超过千亿的中国银行十多亿卖给外国人的奥妙。这件事情如果放到实行有罪推定制度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进行司法调查,任何一个国民都有权把北京银行告上法庭。但是由于中国实行无罪推定制度,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卖掉北京银行真实原因的直接证据,中国公众也就只能望法兴叹,感叹自己生错了地方,不该出生在实行无罪推定的中国,祈祷下辈子能够生在一个实行有罪推定的国家。
在此我们要告诉大家,目前把西方发达国家带入大众政治时代的这个有罪推定制度,恰恰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产物和历史成果。所谓有罪推定是指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由被告来证明自己清白,如果证明不了,就是有罪。这是由富人法律制度向穷人法律制度转变的划时代标志。文革中群众对官僚提出指控后,官僚必须回答群众的指控,证明群众的指控是否存在,这就自然形成了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正是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杜绝了官僚罪恶的泛滥,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今天老百姓无需证据就可以把腐败官员告上法庭,还会有腐败吗?如果今天散户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券商和证监会告上法庭,还会有股市欺诈吗?如果患者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医院告上法庭,还会要药品的高额回扣吗?如果无需证据就可以把顶头上司告上法庭,还会有打击报复吗?知道了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区别以后,也就明白了中国的权贵富豪、贪官污吏及少数精英对文革极端仇恨的原因了。虽然文革失败了,但是文革实行的这一有效约束权贵富豪的有罪推定原则,却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形成了大众政治的司法基础,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最牢固的法律根基。可见,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文革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后来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成为世界被告,完全是否定文革、倒行逆施的结果。只有结束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过程,中国人民才能在世界政治文明方面重新挺起胸膛抬起头来,否则,中国将会越来越成为现代政治文明过程中的世界公敌。
中国的法学精英之所以一直绝口不提现代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就是因为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探索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法学界那帮流氓精英对中国社会的最大犯罪,就在于他们故意掩盖现代西方国家真实的政治法律制度,把那些西方国家已经革除的、曾经导致西方国家陷入数百年战争和危机的二战前的政治法律制度,伪装成现代法律制度引入中国,有意识地把中国引入历史歧途。这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针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刑事犯罪活动。并且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在从事犯罪活动,所以才要千方百计彻底毁掉这个国家。
三、关于大字报的基本涵义
大字报:大字报是文革大民主最根本的保证,是大众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基础,是保障所有公民具有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条件,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都是大字报制度的历史产物。大字报是老百姓唯一能够普遍使用的大众媒体,没有大字报老百姓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也就谈不上行使民主权利。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民主实现形式,封建社会的民主是通过宫廷制度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通过舆论制度实现的,现代社会的大众民主则是通过大字报制度实现的。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历史性转变,这已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而推动这一历史转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文革创造的大字报制度。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说,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所有优点,都是大字报制度决定的。
首先,大字报制度造就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两个最根本特点: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这是大众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最根本的法治基础。由大众政治决定的现代司法制度与以往精英政治时代司法制度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的含义不同。以往社会的法治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由少数精英立法;二是以此作为善恶标准。这种少数精英立法的最大弊端,就是不承认道德和公众的力量,使法律和道德形成尖锐对立:所有符合道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而所有合法的行为又是违背道德的。《水浒传》就是典型,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看,一部《水浒传》只有高俅一个好人,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杀人犯;如果站在道德的角度看,则只有高俅该杀,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大英雄。这种建立在否定道德和公众权利基础上的法治,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成为少数精英作恶的工具。以往人类社会,包括二战前的西方国家,之所以会长期陷入连绵不绝的战争、危机、革命、造反等社会动荡之中,就是这种恶法治世造成的,所谓恶法不如无法,道理就在于此。中国文革爆发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有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都要由社会公众来评价,而老百姓评价是非善恶的尺度很简单,就是道德,就是天理,就是良知。这就自然形成了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的现代司法原则。文革失败后,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的现代司法原则在中国遭到了彻底否定和清算,但是却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构成了西方国家现代司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以至与中外的法治概念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西方国家的法治是指自然法和公众立法,自然法就是天理良心;而目前中国的法治则是指社会法和精英立法,社会法就是人为的条款。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文革被否定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历史悲剧:创造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中国人民越来越惨重地遭受着权贵富豪的肆意蹂躏;而享受着中国人民创造成果的西方人却反过来极端藐视中国人的政治文明。
其次,大字报制度奠定了当今中国网络民主的制度基础。主席生前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所谓演习就是为今后真正的大众民主做准备,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大字报制度对今天网络民主的演习。如果说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是贴在墙上的,现代西方国家共同诉讼制度的大字报是贴在法庭上的,那么当今中国的大字报就是贴在网上的。网络就是现代大字报。网络为大字报提供了技术基础,大字报为网络充填了历史内容,这是中国对信息社会民主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网络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成为大众民主的最广泛平台,成为人们表达政治诉求的唯一通道,这一方面是由中国传统媒体被精英控制决定的,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文革大字报10年演习的结果,是文革大字报的历史复活,是网络版的现代大字报。
虽然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和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都是文革大字报制度的政治产物,但是比较这两大文革政治产物就会发现,同门出身的共同诉讼制度和网络民主在东西方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共同诉讼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占据了政治伦理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穷人制约富人、弱者制约强者的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所谓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穷人能够制约富人、弱者能够制约强者、民众能够制约权贵的社会,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追求的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社会。共同诉讼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所以六十年代后结束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动乱,造就了西方国家迄今为止数十年的和谐发展。大家比较一下中国文革前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两个极端——极端动荡和极其和谐——就会认识到共同诉讼制度的巨大历史作用。可是,同样是文革大字报制度产物的中国网络民主,却遭遇到巨大的历史难产,在各界精英力量的联合打压下随时可能胎死腹中。如同19世纪前创造了工业文明技术基础的中国反倒被甩在了工业文明后面一样,目前创造了现代政治文明原则的中国也正在被甩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后面。并且被甩掉的历史原因也几乎完全相同,都是没有把先进文明变成坚实的制度,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夭折。
在中国,先进文明之所以难以制度化,并不像那些自由主义白痴解释的那样,是什么人治的结果,而是源自于民众的政治伦理,一旦民众失去了政治伦理底线,任何制度建设都必然是徒劳无功。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具有“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一旦有人突破这个底线,整个社会就会群起攻击,哪怕是抛头洒血也在所不惜。假如现在欧美社会有人批判耶稣、否定共同诉讼制度,整个社会立刻就会掀起造反声讨运动,即便是出动军队也控制不住。而中国吸食“猫论”冰毒30年,已经彻底摧毁了整个社会政治伦理的共同底线,无论做什么老百姓都无所谓,社会通行的唯一伦理准则,便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在这种政治伦理的状态下,不可能实现任何积极的制度建设。所以,中国恢复制度建设的唯一途径,就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向我们老祖宗学习,形成“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凡是突破这个底线,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杀无赦,并且是无条件地杀无赦。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大字报制度,就是中国的网络民主。当今中国公众唯一能够表达民主诉求的地方就是网络大字报,当今中国唯一对权贵豪强具有威慑作用的也是网络大字报,中国贪官买办最为痛恨最为惧怕的同样是网络大字报。就拿贱卖银行和国有资产来说,如果没有近年来网络大字报的制约,就不仅仅像今天这样只是部分银行和部分产业落入外资手中,恐怕整个中国银行业早已全部落入外资手中,恐怕整个中国产业早已全部落入外资手中,甚至包括整个中国政府都早已落入外资控制之中。所以,恢复大字报制度的宪法地位,确定破坏大字报制度的犯罪性质,应该成为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文革后东西方人民的不同命运说明:如果没有“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如果没有权贵富豪对穷人暴力反抗的历史恐惧,权贵富豪就会无所顾忌地对穷人下手,和谐社会就永远只是泡影。这是文革后西方发达国家建成和谐社会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百姓悲惨命运的基本教训。人类社会各个阶段都有着不可饶恕的犯罪底线,古代社会朝廷规定的所谓“十恶不赦”,百姓认定的“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现代西方国家对外规定的种族屠杀罪和对内规定的欺骗公众罪,都是在确立犯罪行为的底线,任何人突破这个底线都不能原谅。美国人不原谅克林顿总统,不是因为他好色玩妞,而是因为他说谎欺骗公众。现代中国不可饶恕的犯罪底线,就是对网络自由和网络民主权利的侵犯和剥夺。这应该是未来中国大众民主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石。
四、关于大辩论的基本涵义
大辩论:大辩论是相对于西方国会或议会的小辩论而言的。西方国家代议民主制的程序,决定了国会议员都是经过资本筛选出来的,资本的同一性决定了国会议员立场的一致性,无论彼此之间政见分歧有多大,在对待穷人和穷国的问题上,国会议员的立场往往惊人地一致。就如同今天中国的精英阶级一样,无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的分歧有多大,甚至能够达到动用坦克装甲车的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在对待中国老百姓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从来都是完全一致,能够不谋而合地把枪口一致对准老百姓。比如在勾结外资通过天价房地产掠夺市民,通过内外悬殊差价掠夺股民,通过惊人息差掠夺城乡居民等问题上,那些原本为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的精英集团,居然能够不约而同地为掠夺大唱赞歌,并且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就是精英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精英民主的这种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决定了议会辩论的内容永远都只是统治和管理人民方法的辩论,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即便偶尔反映了人民利益,那也是一种恩赐和让步,目的是让人民为他们更有效率地创造财富,如同狼群给予羊群更大的自由天地,是为了让羊群生长得更加肥大一样。可见,西方代议民主制的根本历史缺陷,就在于人民没有直接民主权利,而是由资本筛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由于这些人受着资本的严格制约,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这就在客观上把人民排除在了民主范畴之外。大众民主的大辩论,就是要突破精英控制的代议民主制,还权于民,让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首先,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要交由人民自由讨论,在人民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决策和法案。这种整个社会大辩论和国会内部小辩论的不同作用在于,社会大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国会小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只能代表权贵富豪的利益。中国改革初期的八十年代,老百姓之所以能够尝到改革的一点儿甜头,形成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人民还能接受的利益格局,就是文革的大辩论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当时所有改革方案都要经过自上而下然后再自下而上地反复讨论,虽然由于媒体舆论控制在改革精英手中,最终讨论的结果往往都是改革精英预设的结果,但是至少在形式上还要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人民的部分利益和要求,人民虽然吃不到肉,但是至少还能喝到汤。后来随着对所谓极左力量的深入围剿,大众民主的历史残余被不断被清除,特别是经过八九风波的大镇压、大逮捕、大清洗之后,作为大众民主制度最后一点儿历史残余的对话制度被彻底废除,中国进入了彻头彻尾的精英政治时代。老百姓的历史劫难也就全面降临了,随着工作、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权利的陆续被剥夺,改革初期那种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利益格局,迅速演变成为富人吃肉、穷人喝风的极端环境。
在加强民主法治的旗号下,一系列剥夺和整治穷人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最典型的就是由上海开始的许多地方先后出台的“行人违规撞死白撞”的法律,法律赋予了那些开车的权贵富豪拥有对违规穷人执行死刑的权利。甚至不仅撞死白撞,还要通过所谓“按比例分摊责任”的条款,由被撞死的穷人赔偿富人的修车费用。上海有位没走人行横道被汽车撞死的老太太,就被法院判决承担全部责任,要求赔偿车主数千元修车费,如此丧尽天良的判决连车主都感到难以接受,主动放弃了死者的赔偿。中国精英的法治建设能够堕落到如此丧尽天良的地步,简直让未来的历史学家难以想象!真是到了天怒人怨、天理难容的罪恶极端!如果不是后来胡锦涛的“人治”废除了这一丧尽天良的邪恶法律,每天不知道会有多少老百姓命丧街头!中国之所以会出台如此天理难容的法律,就是精英小辩论的结果,由开车的人制订法律,必然是撞死人白撞;如果实行社会大辩论,由骑车人和开车人共同制订法律,就绝对不会产生如此丧尽天良的法律。还有目前造成数千万股民血本无归的的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政府违背最初承诺,把权贵富豪一元钱买的低价股和广大股民几十元钱买的高价股拿到市场上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与其说是买卖,不如说是抢劫。如此公开的抢劫行为造成股市半年跌去一大半,市值损失超过18万亿,按照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的测算,足够全国25年的公费医疗支出。也就是说,为了让极少数人发大财,全国老百姓损失了25年的公费医疗。可就是如此明显的抢劫方案,竟然作为改革成就堂而皇之地写入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这个报告不是由少数精英小辩论,而是由广大股民大辩论,结果肯定是要求政府遵守历史承诺,继续禁止大小非流通。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血流成河的惨烈股灾,也就没有了国家和股民令人震惊的财富损失,只是那些掌握大小非的极少数人也就失去了发大财的机会。这就是议会小辩论与公众大辩论根本不同的历史作用。
最近看到许多白领阶层,一方面被股市宰杀的爹哭娘叫,另一方面仍然在咒骂文革大民主。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大规模的历史报应已不可避免,股市崩盘还仅仅是开始,随后的房市、金融都将会崩盘。中国白领的财产全部集中在股市、房市和银行里,只有这三大市场全部崩盘以后,他们才会相信精英民主的空前危害和大众民主的历史作用。最近两年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剥夺的是蓝领,那么殖民化改革剥夺的将是白领,并且以中国左翼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正在全力以赴地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然而,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无论进步力量还是反动力量都无法改变,或许只有在中国白领也被洗劫一空时,他们才会接受生活的真理。俗语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浪子只有在陷入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绝境时才会回头。目前中国的白领阶层在继蓝领阶层之后,再次走上了浪子回头的悲剧道路,将会让数千万投资者倾家荡产的巨大股灾正在宣告中国白领阶层灾难的到来。
中国白领幸灾乐祸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
其次,大辩论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纠错机制,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之间的充分交流和辩论,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众的主导地位和道德的支配作用。如果说前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主要约束对象是权贵富豪,那么大辩论则同时还具有大众民主自我约束的作用。大众民主的自我约束作用,主要是防止公众一时的选择错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永久灾难,不断地自我纠正社会选择的错误,避免大众民主异化为被野心家利用的个人专断。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最公正的历史裁判,但是就某一时期某一部分来说,人民的选择又常常是盲目的错误的,形成历史发展的反复性和曲折性,使社会发展进程呈现出之字型或波浪式发展的特点。这就需要社会具有自动纠错机制,形成道德引力作用,能够把偏离目标的社会重新拉回到公众利益的轨道上来。文革大辩论就具有这种自动纠错功能。如果不是这种纠错机制被废除,30年来中国老百姓将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当初那位老人利用北京西单民主墙打击华国锋掀起反毛运动时,面对华国锋的镇压要求曾十分坚定地说“群众有气就要出,任何人都不能压制群众的呼声”,对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大辩论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不仅以此迅速打垮了华国锋,掀起了持续30年的反毛运动,同时还为自己骗取了一顶民主的桂冠。可是后来,随着西单民主墙大字报大辩论的不断深入,大众民主的纠错机制开始发挥作用,那位老人的阴谋手段不断被揭露,社会开始向公众利益的轨道回归,那位老人立刻凶相毕露,采用强硬手段封闭了西单民主墙。
其后的一系列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清洗运动,对大众民主进行了彻底绞杀。期间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的运动,绞杀对象始终都是大众民主;反左时把大众民主当作文革妖孽来批判;反右时又把大众民主当作西方自由化来批判。经过持续30年对大众民主的反复清洗,民权荡然无存,官权无限泛滥,中国民众从一个极端沦落到另一个极端,从人类历史上权利最强大的民众沦落为人类历史上最没有权利的民众。诸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罢工自由,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剥夺的公众基本权利,是包括非洲一些皇权专制国家都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可是中国公众却彻底丧失了这些文明社会的基本权利。不仅丧失了全部公权,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私权。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法律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翻盖后再以高价强行卖给穷人的现象,而中国不仅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甚至把那些守在自己住房里的所谓“钉子户”当作罪犯一样对待,中国的法学精英不仅不为老百姓说话,反倒全部动员起来通过各种会议和媒体,声讨那些守护自己房屋的“钉子户”。即便如此,中国富人仍不解恨,开动全国媒体不分场合地频频叫喊:“中国穷人仇富,应该保护富人”。可以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全世界,富人能够带领官员、武警、法院、电视台,开着推土机去扒老百姓房子的,唯独当今中国;中国富人在扒房子圈地、抢占企业和百姓财产方面,除了没有动用喷气式战斗机和核武器之外,几乎动用了全部国家力量,如此为所欲为的富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可以说,中国一个开发商动用的国家力量,就超过了西方国家全部房地产业动用的国家力量。把政府官员、武警、法院等统统变成了开发商的跟班,还不算保护富人,那怎样做才算是保护富人?总不能赋予每个富人直接调动野战军的权力吧!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权丧尽、官权泛滥的唯一国家,一方面是由对文革大民主的历史报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改革总设计师的个人经历有关。中国改革总设计师虽然号称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却从未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上有华国锋中央集权的领导,下有民众造反力量的制约。他既要对上打倒华国锋,又要对下镇压造反派,只能借助于官僚集团的力量,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他成为官权代表的角色,用官权的力量对上削弱中央集权,对下剥夺百姓民权。可是,中国二千多年集权政治决定了中央集权力量相当强大,10年文革又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民权力量,要消除其中任何一个力量都十分困难,现在要两面出击同时剥夺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更是超乎想象地异常困难。可是又非要两面同时剥夺不可,他的个人野心决定了他与中央集权的生死对立,他的政治立场又决定了他与百姓民权的生死对立,与任何一方都无法结盟,对任何一方都无法容忍。在个人利益遭受到巨大历史羁绊的困难情况下,总设计师以超乎常人想象的胆识和气魄,做出了对国家民族来说的灾难性选择:无限扩大官权,无限依靠洋权,打击中央集权,剥夺百姓民权。于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刚刚摆脱的历史劫难,再次降临了。本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又决定了中国必须扩大百姓民权。如今把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作为打击对象,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就同时丢掉了。并且无论中央集权还是百姓民权,至少都是爱国力量,唯独官权天然就是卖国力量。这是由官权的历史性质决定的,官权要同集权和民权相抗衡,必然借助洋权,最终完全投靠洋权,中国近代几乎亡国灭种的悲剧根源就在于此。古今中外历史上之所以都把约束官权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任务,道理也在于此。眼下中国经济殖民化的活生生现实,更是有力的历史例证。
在铲除了华国锋和镇压掉造反派以后,尝到官权甜头的总设计师仍然没有登上集权领导地位,而是继续通过改革无限扩大官权,通过开放紧密依靠洋权,此时的总设计师已经完全谙熟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诀窍:只要有官权和洋权的支持,就能把中央集权玩弄于股掌之上,就能把百姓民权轻松地踩在脚下。凭借无限膨胀的官权,总设计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权利顶端,虽然没有任何党政职务,却能够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统统变成自己的跟班,随便一句话就能囚禁党的总书记,随便一通议论就是全国学习的中央文件。在中国总设计师的身上,中国官员第一次感受到了官权的无比强大,中国官权也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以往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是皇权至上,毛泽东时代是民权至上,唯独这个时代是官权至上。官权至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官权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在总代表的率领下,官权对上以民主的名义约束中央,对下以稳定的名义镇压百姓。官权的膨胀超越了历史上所有贪官污吏最大胆的想象,达到了历朝历代官员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极端程度,不仅超越了历朝历代的官权,甚至超越了历朝历代的皇权。古代皇帝也很难做到随意玩弄他人妻女的程度,即便是能够做到,也只能是限于玩弄,而不可能对玩弄的女人随意封官。而当今中国所有官员只要是想做就都能够做到。中国所有女性只要被顶头上司看上,面前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上床要么下岗,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古代从皇帝到贪官,对所玩弄的女性只能赠送钱财,不能赠送官帽;而当今中国官员既能够赠送钱财,又能够赠送官帽。把宝贝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已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时尚,多年来中国的美女官员越来越多,就是这一时尚日渐风靡的结果。随便把官帽赠送给宝贝,是中国权利私有化的根本标志。这是总设计师给中国留下的一大历史祸患。
中国有2个人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一是毛泽东在人民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二是总设计师在官员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总设计师之所以能在官员中建立起如同毛泽东在人民中的那种威望,就在于他以自己为样板,按照全息关系克隆出一个皇权化的官僚结构,通俗地说,就是他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就让全国官僚同样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种特别够哥儿们的江湖义气换取了全国官僚的一直拥戴,却把中国推入了前所未有的官僚皇权化时代。全国官僚都视总设计师为生命,都视总设计师为样板;总设计师拥有什么,地方官僚就拥有什么;总设计师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儿子,地方官员就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女人。可以说,当今中国所有美女官员和所有亲属官员,都应该感谢那条残腿;如果没有那条残腿,就没有当今中国的权利私有化;那些美女就只能是玩物,而不能成为官员。大家可以想一下,八十年代的中国,那么多战争致残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将军,那么多为建设共和国致残的劳模、英雄,那么多具有卓越才华和卓越贡献的学界残疾人士,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进行选拔,全国残联主席也不可能落到一个跳楼残废的无业人员身上。可就因为是宝贝儿子,那些九死一生的老军人,那些无私奉献的劳模英雄,那些贡献卓著的学界名流,统统如同垃圾般被抛在了一边。从那时起,漂亮宝贝便取代德才,成为有史以来中国选拔干部的新的标准。中国政治伦理堕落到了历史最低点,百姓不仅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甚至丧失了作为动物的基本权利。动物尚且有游荡和搭窝的权利,而中国穷人在任何一个地方搭建茅棚都属于违法。虽然世界上所有实行标准化管理的国家都严禁随意搭建茅棚,但是,凡是严禁搭建茅棚的国家都为达不到标准的穷人提供免费住房;那些没有能力为穷人提供免费住房的国家绝不禁止穷人搭建茅棚。唯独当今中国,既打着标准化管理的旗号禁止穷人搭建茅棚,又打着改革的旗号铲除了免费住房。如此不给穷人百姓留半条活路的统治古往今来绝无仅有。
虽然文革创造的大众民主在中国遭到彻底失败,但是却在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西方国家结出了丰硕果实,西方国家正在普遍推广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的制度产物。记得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过:“中国文革许多伟大的创造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处于混乱状态,没有制度化,21世纪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把文革的创造制度化”。可以说,美国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制度化的产物。与以往历史上的陪审团制度相比较,现代陪审团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陪审团成员是在开庭前通过全市居民身份证摇号产生。按照现代陪审团制度,被告是否有罪,不是由法院决定,不是由司法精英决定,而是由北京市一千多万老百姓决定,这一千多万老百姓怎么决定?采取最原始的抽签方式,在全市居民身份证中摇号产生陪审团成员,并且每个案子的陪审团成员都是临时抽签产生,由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由于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不懂得法律,没有专业知识,甚至完全是法盲,只能根据天理良心来判断是否有罪,这就充分保证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能够自动纠正法律违背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地方。并且,为了说服陪审团选择有罪或者无罪,包括律师在内的控辩双方不再是绞尽脑汁钻法律的空子,而是努力在道义上争取陪审团的支持,这就在客观上使法庭变成为弘扬道德正义的地方,每一次审判都是对社会道德和正义的维护。经年累月都处于这种道德正义的氛围中,律师自身也会逐渐高尚起来,这就是西方国家公众特别信任律师的原因,据说西方国家大部分政治家都是从律师中产生的。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律师称为讼棍,列为“无罪也该杀”的行列,责任不在律师,就在于目前把道德和公众排除在司法之外的小辩论制度,这种司法制度决定了律师除了想方设法钻法律空子和贿赂法官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甚至为了防止法律成为捍卫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工具,中国法学界一直声嘶力竭地呼喊“法律就是不讲道德”“要防止道德对司法的影响”,中国老百姓完全陷入了求告无门的悲惨境地。
由西方国家的现代陪审团制度,由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定罪方法,可以看出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与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之间截然相反的历史作用。在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中,公众处于主导地位,道德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捍卫公众利益的正义之剑;在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中,精英处于主导地位,专业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欺压公众的作恶工具。正是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继承了文革的政治原则,所以中国精英集团对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和文革大民主具有同样的仇恨和恐惧,把宣传文革大众民主称为是极左,把宣传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称为是极右或是自由化,而把建立在否定大众民主和现代政治文明基础上的精英政治,称为是唯一适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可见,30年来之所以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镇压矛头始终是对准大众民主,就在于文革大众民主和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是相通的。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导致了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极端反动,最终把中国放到了世界人权法庭的被告席上,相对于现代政治文明,中国再次变成了未开化的野蛮国家。
全面剥夺百姓民权,造成官权无限泛滥,镇压百姓无所顾忌,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动用野战军对付游行学生的唯一国家;削弱中央集权,造成洋权无限膨胀,经济殖民化日渐深重,使中国称为西方国家随意掠夺的国际奶牛。这种官权和洋权相结合,一方面造成了内专外奴的国家政治模式,另一方面造成了官人经济和洋人经济的国家经济模式。官人经济和洋人经济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可怕模式,这一模式的根本特点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官人发了大财,洋人发了大财,唯独本国百姓不仅没有发财,反倒要付出越来越大的惨重代价。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典型:官人通过大小非解禁发了大财;洋人通过国有资产贱卖发了大财;唯独中国老百姓亏得血流成河。正是因为官人不赔钱,洋人不赔钱,赔钱的只是老百姓,所以面对21世纪最惨烈的中国股灾政府完全无动于衷,甚至满面红光地仰天大笑。中国权力结构的悲剧根源决定了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途径就是:扩大民权、加强集权、约束官权、限制洋权。而这只有大众政治制度才能做到。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文革宪法的四大自由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把罗斯福那里原本只属于少数精英的自由扩大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开始了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历史转变。由中国文革开始的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转变,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其意义绝不亚于由蒙昧社会向农业社会、以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人类正在进入大众时代,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大众文化,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财富充分涌流、网络高度发达的大众时代,社会已经具备了共同富裕和共同管理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贫穷强加在他人身上,任何人也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表达思想的方式强加在他人身上。社会将拆除所有妨碍公平正义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门槛,让富裕、民主、自由的阳光照耀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无论他是官员、富人、学者还是缺少文化的穷人,都具有享有富裕生活和表达政治诉求的相同权力,如同无论富人穷人、官员百姓、学者文盲都具有呼吸空气的相同权利一样。任何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并竭力维护精英统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建立在剥夺大众财产和大众权利基础上的精英时代必将被送入历史坟墓,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至于历史将以什么方式结束精英统治进入和谐社会,是以中国文革的和平方式,还是以欧美传统的暴力方式,则完全是由精英集团决定的,是由精英集团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决定的。当然,人民永远都希望以和平方式完成社会历史的伟大转变,中国文革之所以定名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政治大大革命,其意义就在于要探索社会历史转变的和平途径,努力为人类社会开辟出一条结束暴力杀伐的新的质变途径,为世界一体化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奠定和平进程。
——这就是中国文革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不变的政治追求。
 
 
 
                                                  200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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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16 Aug 2008 18:52:53 CST 0
<![CDATA[不要欺人民太甚!]]> .html 不要欺人民太甚!

                                            ——评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

张宏良

    2008年是中国人民多灾多难的一年。只是最大的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把老百姓视如草芥的任意蹂躏欺辱。所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士可杀而不可辱”,讲的就是生命和尊严的道理。你可以剥夺他人的生命,却不可以侮辱他人的尊严。不仅士不可辱,民同样不可辱。对于崇尚天理人伦和生命尊严的中华民族来说,任意蹂躏欺辱的罪恶远远超过杀戮本身,所以《水浒》才把唯一没有杀人的高俅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而把历史的荣誉献给了武松等一生杀人无算的英雄豪杰。其实西方也是这个精神,“不自由毋宁死!”就是表示宁死也不接受蹂躏欺辱。所以古往今来历代统治集团往往都是欺压人民欺瞒人民,却很少欺辱人民,即便是恶贯满盈的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也没有突破这个道德底线,不仅对本国人民没有,甚至对侵占国家的人民也没有,日本只是否认南京大屠杀,而没有歌颂南京大屠杀,更没有组织专家学者讨伐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这就是底线,这就是连法西斯野兽都没有突破的底线。可是当今中国金融买办雇佣的所谓专家学者却突破了这个底线,居然众口一词地讨伐起了贱卖银行股最大的受害者——中国老百姓,大骂中国老百姓是没有理性的情绪发泄。把主人的财产贱卖掉还大骂主人不应该有疑问,无论是作为现代公仆还是作为旧时奴才,都是悖逆天理丧尽天良的人伦大罪。

    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过度宽容和现实中的过度忍让,造成了中国精英集团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对其欺压和凌辱,逼其下岗,淫其妻女,掠其财产,卖其银行,最令人发指的罕见暴行是,逼其下岗后再骂其懒惰,淫其妻女后再骂其堕落,掠其财产后再骂其无能,卖其银行后再骂其愚昧。如果所有这些仅仅是一些道德沦丧的不良学者的个别行为也就罢了,最近以来为了讨好上面以升官,讨好买办以发财,个别明星学者一直上蹿下跳地叫喊贱卖银行有功论,而今居然上升到召开研讨会的水平,形成买办、学者、媒体的联合轰炸,并且舆论轰炸的内容已不再是贱卖银行有功论,而是直接讨伐银行的主人——中国人民。过去有句话,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老百姓已经忍受了世界上任何一国人民都无法忍受的空前劫难,只求给留下一点点做人的尊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给留下一个“完尸”,可是老百姓就这么一点儿可怜的要求都遭到了残酷蹂躏,非要把老百姓碎尸万段不可,一定要逼着老百姓承认贱卖银行是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把十多元的股票几毛钱卖给外国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收获!这种行径简直超越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任何流氓强盗!流氓强盗固然可恨,但是古往今来,哪怕是最邪恶的强盗也没有逼着受害者承认遭受抢劫是最大的收获;哪怕是最变态的流氓也没有逼着受害妇女承认被强暴是最大的快乐(不过据博客中国报道,举办此次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就以射精属于劳动为依据,提出了妓女剥削嫖客的理论。其创新贡献仅次于贱卖银行有功论。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惊人创新理论就是:贱卖银行有功论、乱伦幸福论、妓女剥削嫖客论)。如此丧心病狂地暴虐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可谓是欺民太甚!

研讨会还是讨伐会?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人只是表达了错误观点而已,不要看得太重。这是所有受害者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究竟是我们看得太重,还是对方做得太绝。不错,在一个健康社会里,任何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什么样的观点,哪怕是极端反动的观点,也有表达的权利,只要是真诚的观点,就应该得到尊重。所谓真诚的观点是指发乎于心而非出自于利,更不是西方豢养的美国鹦鹉和买办雇佣的学界走狗。而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恰恰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金融买办操纵的利益表演,与其说是专业研讨会,不如说是放狗咬人的讨伐会。

    作为研讨会,应该是不同观点之间的研究讨论,特别对外贱卖银行股这类牵扯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又是在业界学界各色人等杂陈的情况下,不可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与会者观点如同拷贝般惊人一致,即便是在皇权专制的御前会议上,在一党专政的代表大会上,也从未出现过全体与会人员的观点如同一张光盘上拷贝出来一样,至少在诸如价格高低这类技术性问题上还是应该存在差异的。像目前这种在细节上也没有任何差异的所谓研讨会,可以说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第一次,也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无耻最肮脏最龌龊的一幕。虽然中国学者的堕落已是人所共知的肮脏事实,但是能够堕落到这个程度却超出了历史上所有无耻之徒最大胆的想象。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民养育的一群中国学者,聚在一起呼吁外国人投资中国银行一年赚取10倍的收益率太低,认为把股票以相当于中国投资者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外资仍然太高,甚至把锁定外资风险的价值数千亿元的期权分文不取地白送给外资,仍然认为外资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如果说连白送都不属于贱卖,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属于贱卖?如果连白取都算是承担风险,那世界上还有什么没有风险?人,特别是公众人物,怎么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

学者卖论求荣进而卖国求荣,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人,但是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的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当初投靠日本的汪精卫也只是认为投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并没有认为日本侵占中国是一件日本人吃亏中国人沾便宜的伟大改革。特别是在同期同样投资中国银行业的中国股民亏损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作为最高学术机构和最高专业媒体的明星学者,不仅绝口不提中国股民不应遭受的惨烈损失,反倒大肆论证外国人一年10倍的投资收益十分合理,请问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诸位还有没有天良?尽管你们讨好那些买办可以前程似锦,可以荣华富贵,可是你们却丢掉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东西:良知和廉耻。这是连指使你们的主子都不敢公开丢掉的东西,所以才驱使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奴才出来祸害百姓祸害国家。或许你们现在或将来都会恬不知耻地说,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奉命行事,是主子在借用你们的学术身份,并非是你们的真实想法。不过在此需要提醒诸位,一个人做什么是阶级利益和政治立场决定的,但是怎么做却是个人品质决定的;做什么反映的是立场问题,怎么做反映的是道德问题。诸位在贱卖银行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极端无耻下流,恐怕连你们的主子都会感到不耻。主子可能会欣赏奴才的效率,却很少会欣赏奴才的卑鄙;所以才有了贵族和奴才、绅士和狗腿子之间的明确分工;贵族和绅士拥有政治立场,奴才和狗腿子拥有卑鄙手段;前者往往立场反动却不卑鄙,后者往往是既卑鄙又反动。所以历朝历代都是奴才比主子更坏,二鬼子比鬼子更邪恶,但是能够邪恶到像银行业改革开放问题研讨会这个程度的,却是空前绝后。

就拿这次贱卖银行股来说,仅仅10多家银行股贱卖一年就流失上万亿财富,如此惊人的财富流失震撼了整个世界,连那些参与掠夺的外国金融机构都忍不住感叹中国太惨了,甚至连美国这个最大的操刀手都被中国财富流失的可怕惨境震撼了,于今年4月份出台了新的外资审查法案,成立了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在内的外资审查委员会,构筑了强大的金融壁垒,避免中国财富流失的悲剧在美国重演。这次贱卖银行股造成的财富流失有多么可怕,看看中国股市就知道了,在持续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居然莫名其妙地爆发股灾,短短半年股市就跌去一半,大部分股票跌幅超过三分之二,市值损失18万亿,相当于7年全国工资总和(按2006年计),绝大多数投资者血本无归。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的财富哪里去了?全都通过这种贱卖差价落入了外资腰包。面对由财富外流造成的惊人财富浩劫,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你还是个人,就会感到震惊和恐惧,可是这些顶着专家学者光环的美国鹦鹉和买办走狗得出的结论却是,外资掠夺越多中国就越富裕。在利益面前中国学者能够堕落到这种程度简直匪夷所思,真让人弄不明白他们究竟是属于社会学上的道德堕落,还是属于生物学上的物种堕落。马克思曾经讲过,动物只能按照本能这一个尺度衡量世界,人能够按照任何尺度创造世界。估计主张贱卖银行有功论的这些专家学者就是按照本能这一个尺度衡量世界的低等动物,他们自己依靠卖国走上了富裕道路,便认为全国人民都在他们卖国的道路上富了起来,所以才会理直气壮地高扬卖国旗帜。

    这个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最为荒诞的地方,在于它把30年来形成的“西门庆立法”这一中国特色推向了极端。既然是讨论银行股是不是贱卖的研讨会,参加者就不能是那些贱卖银行股的人,不能由小偷来评判盗窃是否属于犯罪,不能由流氓来判定什么行为属于强奸,这应该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的基本常识,只要不是已经丧尽天良的人,绝不会违背这个基本常识。可是看一下这个研讨会的名单就会发现,其中半数都是亲自贱卖银行股的人,除了那个刚刚贱卖完银行股就因受贿而被判刑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之外(由这位行长身上就可以看出贱卖银行的都是些什么人),几家大银行的官员都到了,有的银行官员即便未亲自到场,也派了几条首席“黑背”隆重参加(中国老板的格言:企业聘用经济学家权当是养了几条“黑背”。“黑背”是一种狼狗),从而形成了 “西门庆立法”的典型现象。所谓“西门庆立法”,就是由当事人自己充当法官,为自己的行为确定性质,这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司法现象,是所有立法中最荒诞最黑暗最邪恶,也是老百姓最绝望的一种立法现象,是中国所有悲剧的最大司法根源。当今世界立法分为公众立法和精英立法两大类,毛泽东时代属于公众立法;精英立法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武松立法”,即由局外人立法;另一类就是中国形成的“西门庆立法”,即由犯罪当事人立法。由贱卖银行的人来讨论银行是不是属于贱卖,结论如何自是可想而知,只是这样做有些欺民太甚,太欺负中国老百姓,太把中国老百姓不当人了。

    即便在《水浒》这个集封建社会司法黑暗之大成的典型环境中,西门庆也只能是通过贿赂法官才能达到目的,而不能直接充当法官;高俅身为国防部长,要陷害林冲一个普通军校教员,也只能通过其他法官达到目的,而不能直接给林冲定罪。而30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的最大悲剧,就是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把罪犯和法官直接合二为一了,由当事人自己给自己立法定性。这个银行业研讨会的一些参与者,就是身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人大常委双重职务,中国产业的陷落,中国银行的贱卖,乃至将来弄不好亡国灭种,问题都出在这个双重职务上。银行是做买卖的公司,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构,这两个职务放在一个人身上,就必然形成现在这个局面,银行把股份贱卖给外国人,立法机构随之叫好,甚至无论银行做什么,人大常委都会予以肯定,最终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变成了银行的私人保安。可以说,这个研讨会最让人震惊的就是“人大常委驳斥银行贱卖论”的大字标题了。作为达官名流的与会者应该知道,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国会议员以国会的名义参与商业银行买卖股票价格的讨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并且肯定会被立案调查;作为国有银行官员和人大常委更应该知道,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国有银行资产的买卖特别是对外买卖,都必须经过议会批准,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的基本常识。可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天天以西方普世价值对抗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专家学者,在这个人所共知的问题上却绝口不提西方做法,绝口不提西方国家的国有银行是怎样买卖的。粗略看一下这个研讨会的内容就会发现,恰恰是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所有与会者都不约而同地集体失语:一是在买卖中国银行股上发了大财的那些西方国家,他们的国有银行是怎么买卖的,是不是也是以高于外资10倍的价格卖给本国人民,以相当于本国人民十分之一的价格卖给外国人;二是在外国人赚取了10倍投资收益的同时,中国人赔了多少,又是怎么赔的,为什么在中国人血本无归的情况下,外国人仍然有十多倍的账面收益?其实,只要把这两个问题摆到桌面上,银行股是不是贱卖,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了。

    看着这个与其说是研讨会不如说是讨伐会的内容我就在想,这些人为何非要把老百姓逼上死路不可。中央十七大提出要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他们就同时启动天量的外资圈钱计划和“大小非解禁”的抢钱计划,导致股市暴跌8个月,彻底毁灭了老百姓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梦想;中央提出要实现“五有社会”,他们就通过贱卖银行股一年让外资卷走一万多亿,彻底摧毁了建设“五有”社会的物质基础;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他们就通过劫贫济富的办法把老百姓逼上极端,连半条活路都不留;最近党中央总书记公开登陆被称为“左派大本营” 的强国论坛,宣告党中央十分重视网络舆论,全国立刻就掀起了疯狂的删帖运动,故意制造网民对总书记的误解和对立。最近以来这股阴风越来越邪乎,可说是剑剑指向中央,刀刀剁向百姓。在这些人眼里,对共产党卸磨杀驴的时候到了,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已完成了财富抢劫,现在所担心的是老百姓会再次打起共产的旗号对他们实行反抢劫,所以他们下了杀驴的决心。当初他们是借用共产党的旗号抢劫老百姓,现在正好借用老百姓的怒火再消灭共产党,这可谓是超越千古的政治绝杀,无论最终难逃此劫的是共产党还是老百姓,他们都是已经注定的不变赢家。这种赢家地位来自于30年间他们自己制造的政治惯例,就是无论犯下多大罪行,只要往西方国家一跑,事情就算彻底了结。凭借这个人为制造的惯例,他们将亲属财产转移海外,在西方国家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安排好退路以后便开始了对国内老百姓极端疯狂地掠夺和欺辱。这个政治惯例是当初老爷子安排的所有杀着中最为高明的一着,目的是为逃避历史惩罚,让子女后代永远能够过上帝王般的富裕生活。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在积极配合这一惯例,对所有反华分子照单全收,特别是对学界和媒体大腕更是关怀有加。所以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才会如此无所顾忌地大肆讨伐老百姓。

    只是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想过,你们真的认为中国人民以后会遵循你们制造的这个惯例?你们真的相信西方人民能够接受毁掉了世界最美丽家园的一群罪犯?你们真的以为中国永远都不会像美国、欧盟、俄罗斯以及韩国那样对待叛国者?就在今年4月,韩国刚刚编纂出版了《韩奸大词典》第三卷,按照名单逐个没收后代亲属的所有财产,让所有子孙后代都蒙羞含辱,人前再难抬头。诸位就不为自己子女的将来想一想?既然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难道就唯独能够漏掉你们?别的暂且不论,就拿通过贱卖银行股转移给外资的这上万亿资产来说,就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千古第一大案,仅此一案就百年难消,所有人都应该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2007年美国龙星公司将1998年韩国危机期间购买的韩国外汇银行股份卖掉,10年赚取了46亿美元,引起韩国舆论一片哗然,韩国司法机关立案调查,那些当初参与外汇银行买卖的人纷纷落入法网。与10年让外资赚取46亿美元的韩国银行案相比,一年就让外资赚取上万亿人民币的中国银行属于什么性质的案件,我想参加“讨伐会”的专家学者应该十分清楚。在此,我们只是想提醒诸位,不要太蔑视历史,不要太欺负人民!

不良学者的流氓观点还是金融买办的殖民化宣言?

    如果这个所谓银行业研讨会仅仅是几个不良学者赚取昧心钱的流氓言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加以理会,30年来中国的不良学者早已堕落成世界上最下流的生物群体,没有任何卑鄙事情是他们干不出来的,像贱卖银行有功论这类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勾当,原本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可以说已经司空见惯。只是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围绕贱卖银行有功论的许多言论乍看上去好像完全是流氓言论,但是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颠倒黑白的流氓言论不过是表面假象,其本质是推行经济殖民化的卖国主张,把经济殖民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图强加在在中国人民头上。通过下面这个研讨会的一些基本主张,就可以看出这些中国人已经把中国卖到了何等悲惨的程度!

其一,这个研讨会最让人震惊的地方,就是他们认为外资不仅有权享有各种超国民待遇,甚至应该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权利,有权直接占有全国国有资产。这是他们的原话:“仅以入股价格计算,据了解,在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时,外资股东的入股价格高于同期入股的中方股东。四家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和改制时,代表国家出资的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中建投以及其他国有发起人股东均以每股1元的价格入股,而战略投资者入股价格最高的是汇丰银行,当时其以1.76倍市净率入股交行,最低的美国银行入股建行价格也达到1.15倍市净率。这一价格,远远高过国有股东。”单就形式上来说就可看出这些自称的“理性学者”简直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无赖流氓,你是比较入股价格还是比较市净率?如果是比较入股价格就应该中外双方都是价格,如果是比较市净率就应该中外双方都是市净率。用市净率比较入股价格,怎么知道美国入股价格是高是低?作为学者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即便是那些市井无赖也不会下作到这个地步!其流氓手段暂且不论,就关于我国银行国家股的价格分析来说,这些人完全是站在汉奸立场上来看问题。所有老股民都知道(经济学家更知道),包括银行在内的我国上市公司最初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目的是为国有企业募集资金,帮助国有企业脱贫解困,简单说,就是国家不想再为国有企业掏钱了,要把为国有企业掏钱的任务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又不想丢掉控股权,便把企业现有资产按照股票面值折算成每股一元,国家并未投入一分钱现金,仍然保留了控股权。由于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归全民所有,再加上又承诺国家股不流通,所以国有资产是每股折算一元,还是每股折算一毛,大家并未在意,反正都是国家的,都是老百姓的,怎么折算都无所谓,所以老百姓仍然高高兴兴地以平均15元的高价购买股票。只是随着后来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越来越多的国家股落入私人和外资手中,并且从去年起国家股也开始上市流通,把当初一元钱折算的股票和老百姓15元的股票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老百姓才知道上当了,但是已经晚了,绝大部分投资者已经血本无归了。并且今年3月份还把这个过程起了个专业名称:股权分置改革,作为重大成就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老百姓也就只能认命了。

    但是,中国老百姓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金融买办及其雇佣的专家学者,居然以当初国家股未花一分钱为依据,以国家股按照股票面值折算为标准,将中国的银行卖给外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统计,卖给外资的最高价格是2元多人民币,最低价格不到1元钱。价格最高的兴业银行卖给外资是2.7元,国内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15.98元,98%的中国股民购买价是四、五十元;价格最低的建设银行卖给美国银行的价格是0.94元,国内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6.45元,98%中国股民的购买价是10元左右。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投资建设银行股票,中国投资者亏损数千亿,而美国银行能够从建设银行赚取数千亿元的原因。原本以为贱卖银行股一年损失上万亿资产可能是误入了外资陷阱,看了银行业研讨会才知道这个陷阱不是外资设置的,而是中国金融界和学术界帮助外资设置的。一年损失上万亿资产不过是灾难的开始,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如果按照国家财政部的入股价格对外出售银行股份的话,等于是要把全国的银行资产都白白送给外资,甚至不仅仅是全国的银行,包括所有国有公司的资产统统都要归外资所有。因为财政部代表全国人民控制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掏一分钱,这是因为财政部本身就是全国人民的,如果那些参股控股中国银行业的外资公司也归全国人民所有,莫说是每股价格9毛多,哪怕就算是每股价格只卖9分钱9厘钱,老百姓也绝无异议,也绝不会认为是贱卖。

     而现在这些打着学术旗号的买办汉奸,居然要参照财政部控股国有资产的成本对外资转让中国的银行,这是连当初八国联军和后来的日本鬼子都想象不出的强盗逻辑,若非亲眼所见,任谁都不会相信是中国人自己的“无私奉献”。或许一些不太懂得经济的人不了解其中的可怕含义,以财政部对本国资产的控股成本作为对外出卖银行的参照价格,这就如同要参照主人的权利占有对方的财产,参照丈夫的权利占有对方的妻子,参照父母的权利占有对方的孩子一样。如此荒诞的卖国行径甚至完全超越了当年李鸿章最大胆的卖国想象,李鸿章再怎么卖国也没有卖到让八国联军享受和清朝政府相同的待遇。可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毁国的罪恶行为,居然胆大妄为地拿到研讨会上公开宣扬,可见在他们眼里老百姓已经被蔑视到了何等程度!所谓图穷匕现、水落石出,直到现在人们才明白银行业所谓改革开放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金融资产划归到西方国家腰包里,其中一部分成为金融买办的提成。庞大的中国金融业逐渐变成了国际垄断资本、国内金融买办、相关腐败官员和学界美国鹦鹉“四马分肥”的瓜分对象,账面那60万亿金融资产究竟国内还剩多少?恐怕不到彻底清算那一天谁都不知道。

其二,在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上,同样反映出了这些自称不同于老百姓情绪发泄的所谓“理性学者”的流氓本色。学者之所以为学者,他和流氓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文凭有没有职称,而在于是不是讲道理。我们说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因在于,银行不仅是现代经济中心,同时也是社会信息中心,中国所有企事业单位的流动资产,中国所有党政机关以及军警部门的活动,都处于银行的监视和控制之中,一旦落入外资手中,不仅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把银行看作是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纷纷立法禁止外资控股本国银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今年3月中国银监会出台法规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随后中国银监会主席又宣布“外资控股中国银行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百之间都可以”,才会引起全国一片哗然,最终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于是金融买办才匆忙召集了一帮不良学者,才有了这个所谓银行业改革开放研讨会。只是这帮所谓理性学者不应该像泼皮牛二那样强耍无赖,把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和外资在中国设立银行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混淆在一起,借此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国人民。这个研讨会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05个国家的统计,2005年末外资银行占国内银行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为3%,东欧地区占比较高,外资银行总资产达到其国内银行总资产的58%,占比较低的东亚和大洋洲合计为6%,而我国仅为2.44%由此认为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并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显然这里是用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规模,偷偷替换掉了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规模,这种替换的恶毒之处在于,对于一般不了解金融的中央领导和普通民众,很容易因此形成错觉,认为外资控股中国银行业不过才百分之一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笔一挥就成了批示,然后这些金融买办再拿着中央批示镇压百姓的反抗。中国金融领域所谓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如此形成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是“决策信息定向化”,就是中央重大政策的决策信息,都是由国内买办集团、美国鹦鹉等利益集团单向提供的,这些单向信息完全是建立在歪曲事实和编造谎言的基础上,任何人根据这些单向信息都只能做出单向决策,这是信息时代决策模式的一大特点。信息时代决策的基础是信息,有什么样的信息便会产生什么样的决策,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才不惜花大价钱控制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咨询机构,把中国的学术明星打造成为美国鹦鹉,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制造各种决策信息,误导中国高层决策。可以说,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所有重大决策失误,无不是这种“决策信息定向化”的结果,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才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获得巨大利益,把中国再次变成了经济上任凭外资掠夺的“国际奶牛”,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比中国人还关心中国改革,多次威胁中国如果放慢改革将会直接损害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这个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以及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系列贱卖银行有功论的学术轰炸,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国突然单方面全部开放金融市场的决策原因,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这些资料,任何决策者哪怕是西天佛祖,也会做出彻底丧失中国银行控股权的金融决策。

    就拿眼前外资银行规模大小这件事情来说,为什么外资银行在中国规模不大?道理很简单,因为控股中国银行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在中国创办银行的成本,既然中国已经为外资准备好了现成的银行,外资可以用十分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收购过来,为什么还要自己辛辛苦苦去创办银行?所以国际金融资本的主要方式就是扫荡和控股中国银行,把中国人60年流血流汗艰苦奋斗创办的银行一个一个地全部拿走,而所花费的成本不过是贿赂几个金融买办和收养一批美国鹦鹉。由于暗中收购中国银行已不过瘾,美国国会便于去年做出决议,指使中国银监会制订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法律法规,用法律武器大肆收购中国银行。虽然此法案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但是在中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最高经济咨询机构和最高学术机构的一致配合下,估计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他们几乎如同拷贝般地一致认为:只要财政部抱紧股份不卖,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法律就不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这无疑如同在说,只要妇女不解开裤腰带,允许强奸妇女的法律就没有任何危害。如此处心积虑地要把自己的国家置于险地,让人很难相信这些时常飞进飞出中南海的学者名流,这群黑头发黑眼睛的美国鹦鹉,居然都是中国人。

目前中国决策信息定向化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党中央所有的信息渠道几乎全被垄断,目前买办集团对党中央的信息封锁几乎超过了当初袁世凯部属对袁世凯的封锁,当初袁世凯的部属为制造民众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假象,居然单独为袁世凯印制一份当时发现量最大的报纸《顺天日报》,诱使袁世凯做出称帝决策。一位新华社记者在报送中央的内参上介绍了美国俄罗斯等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实际情况,引起了相关领导的关注,立刻就被中国最高金融监管部门以泄露内参的罪名密告国家有关部门,对该记者进行残酷打击;一些进步网站相继接到警告,如果胆敢涉及银监会的讨论立刻关闭网站。为了切断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信息渠道,继续向党中央提供单向信息,除党中央直属机关之外的一些相关部门已经联合行动起来,针对中国爱国人士的大规模迫害开始了!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批判,已经由数月前的理论讨伐变成了付诸实际行动的残酷打击。13亿中国人民都将看到,中国极端右翼政治势力竭力散布的所谓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究竟是如何血腥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连向党中央介绍美国俄罗斯的真实情况都要遭受严厉打击,这个国家已经被外部力量控制到了何等程度!中国再次出现了类似1966年前夕那种状况:一边眼含热泪高呼学习刘少奇,一边随便发表文章攻击毛主席。现在又是如此,那边报刊媒体可以公开发表文章批判党中央总书记,这边质疑一个小小银监会都要进行严厉打击。可见所谓右派的民主自由,就是他有对上推翻共产党,对下残害老百姓的自由,你却没有替老百姓说话的自由;他有任意编造谎言的自由,你却没有说出事情真相的自由;他有卖国的自由,你却没有爱国的自由。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均衡的一场政治战争。在爱国阵营方面,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的部分党报党刊,由于受政治纪律的约束,没有任何攻击力,基本处于观望状态;经过30年彻底围剿,左翼进步力量已不再拥有任何一家报刊,街头报摊上的所有非娱乐性报刊,几乎全部被买办控制,在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里,能够把左翼报刊消灭得干干净净,不能不说是中国买办集团的一大历史创举;唯一能够表达民众声音的网络,删贴放贴的控制权也完全掌握在对方手里,关闭网站比拍死个蚊子还随便,对舆论的控制远远超过了晚清政府和国民党军统。可是在卖国阵营方面,却是阵容空前强大,强大到足以能够颠覆任何强大国家的程度。党报党刊办刊方式的僵化,左翼进步力量没有报刊的空白化,在客观上把整个舆论阵地全都让给了买办集团和美国鹦鹉,使其成为国内外反华势力真正的自由天地,在自由批判国家精神方面,在自由践踏天理人伦方面,在自由编造政治谎言方面,在自由扼杀民众思想方面,在自由欺辱民众人格方面,在自由出卖国家利益方面,其自由程度远远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正是这种空前的自由给予了他们空前强大的力量,能够把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变成美国的驻华金融代办处,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把中国人民流血流汗建造的银行,变成美国等西方国家控股的银行,并且对任何持有异议的爱国人士进行残酷打击。目前以南方系报刊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势力,以《◇◇春秋》为代表的国内买办势力,以中央党校《◇◇时报》为代表的党内官僚势力,再加上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频道和财经类报刊,再借助于最高咨询机构和最高学术机构的专家造势,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卖国信息防火墙,对上完全能够堵塞党中央的信息渠道,对下基本能够堵塞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信息渠道。目前买办力量对中国的信息控制程度,已远甚于东汉、晚唐和明代时期的宦官专政。他们推行和掩盖卖国罪行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动用国家的行政系统对爱国力量进行打击;二是动用以美国鹦鹉为代表的学界力量和传统媒体对党中央进行信息封锁;三是动用黑白两道力量控制和搞乱网络信息,用网管等白道力量封锁扼杀真实信息,用网络流氓等黑道力量编造谎言、混淆是非,进行人身攻击。其目的是一定要把中国经济置于西方国家的殖民控制之下,以维护买办集团的根本利益。

并且他们的舆论控制十分有效,制造的反动信息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就拿那个准备用国际垄断资本的法西斯专政代替共产党的《◇◇春秋》来说,最近发行量直线上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众的极大悲哀,一帮把老百姓经济上剥夺干净并且正在把老百姓的家园也出卖掉的买办集团,却能够以虚假表象把老百姓感动的热泪盈眶,获得老百姓的真诚支持。在以前文章中我们曾经说过,中国买办集团具有大体相同的家庭结构,就是老子具有无边的权利,儿子具有无边的资本,孙子具有无边的自由。而《◇◇春秋》后面那个集团几乎全部都是这种家庭结构。在此我们看到了中国老百姓悲剧命运的另一个方面:当原本的人民公敌反倒成为人民自发推崇的偶像时,人民所遭受的一切劫难都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报应。尽管这种推崇是被蒙蔽的结果,但它毕竟在客观上助长了罪恶的蔓延,当罪恶的祸水开始泛滥时,最先被淹没的自然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老百姓。老百姓经常疑惑老天不长眼的“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其道理就在于此。制造罪恶的人往往不会遭受罪恶的报应,遭受罪恶报应的人往往不知道报应的原因,这就是精英政治给老百姓带来的一大历史灾难。可以说,如果买办集团操纵的这些媒体继续受到老百姓自发的欢迎,发行量继续直线上升,那么,等待中国老百姓的就不再仅仅是丧失工作丧失福利丧失财产等经济损失,将肯定是血流成河的国破大劫难,到那时,倒卧在血泊中的老百姓将会再次想起“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悲惨要求,即便是其中敢于反叛的佼佼者,恐怕也只能是再次重复怒目苍天饮恨亡的历史结局。

面对这些肆无忌惮地把国家推向毁灭的买办帮凶和美国鹦鹉,中国人民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决策信息化的时代,通过精心编造决策信息把一个国家推向毁灭,究竟属于刑事犯罪还是属于言论自由?为什么编造损害某个人、某个单位利益的有害信息属于犯罪,而编造损害国家损害人民甚至把整个民族推向毁灭的有害信息就属于言论自由?是谁设计的又是为什么设计的这套司法制度?为什么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勾结外部势力损害国家利益都属于犯罪,唯独在中国属于言论自由?形成这套世界独一无二法律体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究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权贵司法制度的历史延续,还是中国精英集团人为设计的结果?但无论是什么原因,这套允许卖国毁国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司法制度必须废除,如果没有这套荒谬绝伦的司法制度,中国的买办汉奸就不可能如此猖狂。正是因为有这套荒谬绝伦的司法制度,才会出现同样荒谬绝伦的社会现象:合伙抢劫10元钱要四散而逃;合伙抢劫上万亿金钱却敢聚在一起开研讨会!如此违背天道,悖逆天理,丧尽天良,即便能够得逞于一时,老百姓无可奈何,也势必要遭受天谴,难逃历史清算。在此让人不由得想起了东方法学理论的三律:自律,他律,天律。意思是说人首先需要自律自我约束;当不能自律时就会有他律即社会的约束;社会也约束不了就会有天律即苍天的约束,就要遭受天谴,天谴就不仅会惩罚一代人,甚至要惩罚数代人。自律是用来约束好人的,他律是用来约束坏人的,天律是用来约束精英集团的。欧洲精英集团之所以能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形成和谐社会,是因为欧洲精英集团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受过天谴,知道天律的威严,能够自觉遵守天律。中国精英集团之所以不畏天变,不惧天律,不守天道,就在于从未遭受过天谴,如果中国精英集团也遭受过英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那种大规模天谴,就绝不会像今天这样肆无忌惮地做尽伤天害理之事。

其三,研讨会所代表的买办学者和美国鹦鹉最近叫嚣最凶的,就是被贱卖的银行和外资都赚了大钱,唯独不提中国普通投资者亏损得血本无归。按照研讨会的统计,四家银行改革之初,国家注资共6666.2亿元人民币,以200712月底股价计算,国有股权总市值达43733.9亿元人民币,比注资增长了6.6倍;自2004年股改到2007年底,国有股东分红总额达1833.9亿元人民币”“据建行统计,大体上建行每赚10元,国家得到的收益是8.5元”,“四家银行共引进了9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协议投资总额达170.64亿美元。”许多对资本市场不熟悉的人或许很难看出这些数字背后的极端无耻和血腥。

首先,研讨会确认了通过贱卖中国四大银行股共获得170亿美元,相当于1100多亿人民币,其中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贱卖是2006年,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贱卖是2005年。到2007年,外资在这四大银行赚取的资本收益超过8000亿人民币。其中投资时间短的不到一年,最长不超过2年,外资投资银行的资本就从1100多亿增加到8000多亿,一年时间投资增殖约7倍,这是世界证券发行史上从未有过的外资暴利现象。可见,是不是贱卖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良心问题了。至于说在银行资产增加的过程中我国赚的比外资更多,则更是荒谬无耻的说法。银行本来就是我们的银行,现在银行增加的资产被外资拿走了一部分,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分,这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中国赚钱的结论。这就如同你们家的资产增殖了100万,被强盗劫去了20万,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你们家比强盗赚得还多。最让人感到愤怒的是,这些所谓理性的专家学者为了掩饰卖国,居然无耻到了编造谎言的程度,用国家注资来代替投资。研讨会承认银行股改之初,国家注资6666亿人民币,注资不是投资,投资可以获得股份,注资则完全是无偿的,是政府把本来属于全国人民的财政资金白白送给银行,没有形成哪怕是一股的国家股,何来回报之说?说到此许多人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在银行对外发行股票之前注资?就是为了消除银行坏账,把干干净净的优质资产卖给外国人。注资6千多亿人民币为了引进1千多亿人民币,然后立刻让对方再赚取8千多亿人民币,请问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有过这样荒唐的经济活动吗?除了与洋人分成的腐败因素之外,谁能解释清楚这种匪夷所思的所谓买卖!我经常讲,再过100年人们谈论今天的中国,肯定不会相信现在这一切是真实的,肯定会认为是历史记载错误,单就智商来讲人们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中国人怎么会愚蠢到这种程度:6千亿去换1千亿,然后再立刻送给对方8千亿。送完后还发动全国学界精英开动全国财经媒体一起高喊:我们赚了!经常有些青年人疑惑不知道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些什么,其实可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把现在这些所谓鹦鹉学者统计一下,搞一个排行榜,帮助他们名垂青史,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其次,外资和银行赚的谁的钱?又是怎么赚的?按照研讨会提供的数字,在不到2年时间里,9家外资公司就从中国四大银行赚取了8千多亿,只是他们声称在外资赚钱的同时,银行也赚了,并且以建设银行为例,“据建行统计,大体上建行每赚10元,国家得到的收益是8.5元,外资只得到1.5元”。外资是否仅仅拿走了中国银行资产的六分之一暂且不论,在此我们只是想弄清楚外资和银行赚的钱是哪里来的?又是以什么方式赚取的?在外资收益超过7倍,银行市值超过4万亿的同时,中国普通投资者却遭受了极其惨烈的巨大损失,流通市值损失6万亿,平均每个帐户损失15万元。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在中国股市上投资中国的股票,外资能够赚取78倍的收益,中国投资者却亏损累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买办集团冠绝古今的“伟大历史创新”:把股票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外资,以极高的价格卖给中国老百姓,如建设银行的股票卖给美国银行的价格是0.94元,中国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6.45元,绝大部分投资者的购买价格超过10元;中国石油的外资购买价格是1.06元,中国2%幸运者的中签价是16.7元,绝大部分投资者的购买价是三、四十元。正是这种巨大的价格差额,才能使美国银行在2年多的时间里从建设银行赚取2千多亿,巴非特一个人就从中国石油上赚取了接近3百亿。而与此同时,中国投资者特别是普通散户却是亏的惨不忍睹,建设银行股价跌去一大半,中国石油跌幅更是超过70%,对于节衣缩食的中国老百姓来讲,这无疑是一场极其可怕的财富浩劫。

    而造成这场财富浩劫的并非是市场因素,因为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财富浩劫完全是由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制订的悬殊差价造成的。把本国股票以高于外资10多倍的价格卖给本国老百姓,这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流氓现象。这种悬殊的价格差额完全锁定了外资的风险:当中国投资者开始赚钱的时候,外资至少已经赚了十几倍;当外资开始赔钱的时候,中国投资者已经完全“死光了”,肯定会爆发社会骚乱,这是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底线。所以外资绝对没有赔钱的风险。以牺牲数千万股民的利益保障外资的投资收益,这些监管部门到底是中国的国家机关,还是国际金融资本的驻华办事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碳贱愿天寒”,老百姓唱不尽的千古悲剧啊,在中国股市中达到了顶端,对于那些48元买入中国石油的中国股民来说,眼看着美国人1.06元的购买价,怎能不心痛欲裂、肝肠寸断?要知道,中国石油可是中国人一滴血一滴汗干出来的公司啊,现在却是一元多卖给美国人,中国人自己买要花48元!那些丧尽天良的所谓专家学者说什么战略投资者股票有3年锁定期,对于投资中国石油的散户来说,别说是3年,恐怕再锁定13年也出不来。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散户血泪创作的《中国石油之歌》的凄厉歌声,就会在城镇血色的夜空中飘荡,飘入无数可怜投资者的可怕梦乡,这些朴实勤劳的股民被坑骗的太惨了,中国买办集团不仅毁掉了他们的白天,也毁掉了他们的夜晚。不管你是专家,学者,还是其他什么玩意儿,只要你还是个人,还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良心,你就不会去继续欺辱这些已经被骗得血本无归的诚实投资者,更不会去论证他们的亏损完全是活该。连中国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拥护者吴敬莲先生都忍不住痛斥道:“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中至少不能看对方的牌,而中国股市完全是看着对方的牌出牌”。可见,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市场派还是计划派,只要你还是个人,还没有卖国卖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你就不会为买办勾结外资狂赚中国人的钱而欢呼。

其四,贱卖银行有功论的另一个根据,就是外资给银行带来了所谓先进技术。研讨会报道说:“学者们一致认为战略投资者不仅要投入资金,还带来了技术和经验,给国有银行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治理结构的优化”。看到这段话更让人感到难以名状的悲愤难耐,不知道中国学者怎么会无耻到这种程度。首先,对于四大银行来讲,一部分参股的外资商业银行把你看做是竞争对手,不可能给你什么先进技术;另外一部分是投资银行,也就是证券公司,是买卖股票的庄家,由于它本身就不是商业银行,如何能给你带来商业银行的先进技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你可以坚持卖国毁国的极端反动立场,却不可以践踏常识到不要脸的程度!其次,对于四大银行之外的大多数商业银行来讲,外资的确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这些注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商业银行,都已经是被外资控股的银行,资产已经不属于中国人了,此时这些银行有没有先进技术对中国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如同一个人的老婆都被人领走了,她的衣服是否时髦已经没有了意义一样。在贱卖银行过程中,中国最大的损失还不仅仅是财富的损失,更加可怕的是银行被外资控股后的经济殖民化和政治傀儡化后果,这也是买办帮凶和鹦鹉学者一直回避的问题。

外资参股四大银行一年损失8千亿固然让人痛心,但更加让人痛心和担忧的是外资廉价控股中国银行。拥有4500亿资产的广东发展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以20亿控制;市值超过1100亿的深圳发展银行被美国新桥集团以12亿多控股,这个价格还不到深圳发展银行一个季度的利润;市值超过1500亿的北京银行被荷兰人以17亿多控股,这个价格还不到当年北京银行利润的40%;市值近1千亿的华夏银行被德国人以26亿控股,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华夏银行三个季度的利润。按照中国银监会分散中方股东的股改安排,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被外资控股,落入外资手中。银行落入外资手中不仅会造成重大财富损失,不仅会危害国家经济、政治和国防安全,甚至银行的亿万储户将会成为外资绑架中国政府的人质。

    广东发展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以20亿拿走不到一年,就以经营困难为由迫使广东省政府注资购买其近600亿坏账,也就是让广东省政府代替偿还银行收不回来的600亿欠款,如果广东省政府拒绝偿还,美国花旗银行就会宣布广发行破产,丧失存款的亿万百姓就会造反动乱。这是广东省无论如何不敢接受的可怕后果,只好乖乖为广发行的坏账买单,由于广东省政府财政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被迫只能卖掉手里国家电网的股份,用来填补广发行的坏账。中国人真是窝囊到家了,白白送掉一个银行还不算,还要再为银行的坏账买单,这就如同领走人家媳妇以后,再以媳妇营养不良为由向丈夫索取营养费,丈夫手头没钱便只好卖掉房屋支付营养费。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如此欺辱中国人的买卖还从未有过,秦烩、李鸿章、汪精卫几乎都没有干过类似勾当。最让人担忧的是,如果这些被外资控股的银行像当初英国巴林银行那样,突然宣布因衍生品交易失误丧失了全部资产,从而一起宣布破产怎么办?如果这些被外资控股的银行都采用广东发展银行的办法,要求中国政府填补全部坏账,否则就让中国所有储户的存款立刻灰飞烟灭,用亿万储户作为绑架中国的人质,造成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真正意义上的国破家亡,中国将怎么办?控股中国银行,可谓是火烧赤壁前的铁索连环;非如此,不能把所有战船一把火烧干净;也非如此,不能把所有中国财富席卷干净。可以说,把中国逼上世界无产者的绝望境地,可能是贱卖银行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崛起有可能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历史上所有崛起国家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富国身份崛起的,有可能中华民族将以世界无产者的身份实现崛起,从而为一体化的世界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

    看看下面银行破产的事实,就知道距离国家破产还有多远,中国距离世界无产者的目标还有多远。

银行破产是亡国三部曲的关键步骤

这次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研讨会暴出的一个最惊人事实,就是2005年贱卖银行股之前,中国银行业事实上已经破产,据研讨会报道:“参会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当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超过了30%,甚至被认为基本已经技术性破产”所谓技术性破产就是事实上已经破产,只是缺少一个法律程序而已。这是中国金融界和经济学界第一次宣布并且还是一致宣布,2004年至2006年的中国银行业事实上已陷入破产。这个结论可谓是石破天惊,自1978年走上改革开放的所谓强国之路,期间连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宣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结果却是不仅国家没有强大起来,到2005年居然把原本没有任何坏账的中国银行业搞得破了产。对于现代经济而言,一个国家银行业的破产,往往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看看当初俄罗斯金融崩溃和今天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和后果,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中国改革的历史合法性,就是建立在改革前“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谎言基础上的,没想到,谎言重复千遍果真变成了现实,27年后中国银行业真的陷入了破产境地,国民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历史真是有意思,东西方两个最优秀的民族在重复谎言方面形成了戏剧性两个极端:当初德国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遍,差点儿把整个欧洲都变成德国版图;而今中国谎言重复千遍,则有可能丧失现有的版图。中国右翼集团与西方国家右翼集团在国家利益上截然相反的奴才秉性,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总是在悲剧的一端徘徊。记得当时中国左翼经济学家就尖锐指出:国企的私有化改革把工人抛向街头,把债务甩给银行,导致银行坏账急剧增加,势必会导致银行破产。针对中国左翼经济学家的批评,当时经济学届和金融界以及所有改革精英,也像今天这样倾巢而出破口大骂是极左回潮,是污蔑改革开放,一致认为中国金融状况十分健康。可是仅仅才过去2年时间,为了证明贱卖银行有功论,他们又反其道而行之,众口狂吠地高叫当时中国银行业已经破产。

    再过几年,他们会不会又像现在卖银行的逻辑一样,辩解说什么之所以要卖国,是因为今天的国家已经破产,只有卖掉才是国家唯一出路。回顾30年来他们毁国卖国的逻辑始终如此:最初用承包制把好端端的国有企业逼上绝境,然后以国有企业面临破产为由实行私有化,完成了权贵对公有制企业的全面抢劫;又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把银行逼上绝境,再以银行已经破产为由实行外资化,把中国的银行变成外资银行;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当银行被外资控制以后,国家的全部财富都会被外资席卷而去,最终再以国家事实上已经破产为由,把整个国家卖掉,在中国亿万百姓血沃千里的悲惨呼号中,他们及其子女能够安然地享受美国夏威夷的海滩和阳光,或者可以驾车尽享满眼绿色的欧洲风情。总之,与国家和民族利益已经形成生死对立的中国精英集团,是一定要把国家推上亡国道路的,国破家亡是老百姓的逻辑,对他们则恰恰相反,是国破才能家在,亡国才能兴家。虽然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过发展中国家的一大苦恼,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的精英集团,在利益上越来越和国际资本相联系,越来越和本国利益相对立,但是像中国精英集团这样丧心病狂地要把国家推向毁灭的现象,却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

中国精英集团与国际垄断资本为中国改革设计的内在逻辑,在客观上决定了必然会形成国企破产、银行破产、国家破产的亡国三部曲。目前,通过国企破产实现私有化的第一步已经实现了;通过银行破产实现外资化的第二步正在实现,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环节。关于国企破产的原因,中国的改革精英一直归咎于计划经济,这虽然是多年来人所共知的历史谎言,但毕竟在时间上还勉强靠得上。可是关于银行破产仍然归咎于计划经济,把数万亿直至十数万亿的银行坏账算在国民收入只有数千亿的计划经济头上,即便对无耻透顶的这些学界精英来说,也是感觉说不过去的。于是把账算到了2004年以前的市场经济头上,算到了上届政府的头上。这一手可谓毒辣之极:先前20多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造成了国企破产,后来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造成了银行破产,可见,自1949年中华民族独立以来,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就一直处于破产状态,无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行,除了再次普世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之外,没有其它任何历史出路。如此深厚的城府,如此高绝的谋略,是这些学界走狗和美国鹦鹉难以企及的,显然后面另有大师在导演。

    宣布贱卖银行股之前中国银行业已经破产,是一个重大政治信号,表明对文革的控诉已经扩大到对整个共和国的控诉,对极左的清算已经扩大到对整个共产党的清算,为下一步全面清算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进行舆论准备。在此之前的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坚持宣称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改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始终把清算的底线划在改革开放之前,从未突破过这条底线。中国银行改制开始于2004年,贱卖银行开始于2005年,外资大规模参股控股中国银行是2006年以后。按照经济学界和金融界关于银行贱卖前已经破产的说法,破产是由上届政府留下来的。可是查阅上届政府总理朱溶基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却发现,其中不仅没有银行已经破产的迹象,甚至宣称199820035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伟大的5年,经济建设成就超过改革前28年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上届政府宣称2003年之前是中国经济最辉煌的5年,本届政府的所有学者则一致宣称上届政府搞得银行已经破产,究竟是上届政府为掩饰国企私有化改革在说谎欺骗人民,还是本届政府为掩饰贱卖银行在说谎欺骗人民,历史自有判断,不过上届政府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额坏账却是无可争议的铁一般事实。按照美国高盛公司等外国研究机构的统计,中国银行的坏账可以概括为两个40%,即坏账约有40%,消除这些坏账需要耗费GDP40%,这个数字要远远高于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最高30%的坏账率。如果这个数字符合实际,中国银行业确实已到了破产边缘。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坏账是哪里来的的?中国银行业怎么被弄到了破产境地?

    前面提到,银行破产不过是亡国三部曲的第二步,是由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一种致错改革,就是把原本好端端一个事物推向错误,形成改革的必要性;然后再推向一个更大的错误,形成更大的改革必要性;改革本身不断衍生出新的改革需求,由此循环往复,不死不休。于是便有了国企破产、银行破产和最终朝着国家破产方向发展的亡国三部曲。许多人或许都还记得,最初中国改革的方向并非是市场化,而是全面恢复前苏联的僵化体制,称之为是拨乱反正,彻底摧毁了当时中国正在探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现代企业文化,把国有企业推上了难以发展的根本困境。后来苏联东欧的巨变更加证明了那完全是一条死路。这是中国国有企业被推上破产道路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其后便开始了增加企业活力的利润承包制改革,利润承包导致了杀鸡取卵的掠夺式经营,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了破产绝境,由此开始了私有化产权改革,进入了全面抢劫的时代。国企的私有化改革很快又把银行拖入了破产境地:一是在私有化改制过程中企业把债务全部甩给了银行。二是购并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于银行。三是国企私有化后往往把工人抛向街头转向房地产开发,所有资金包括推高房产地产的资金全都来自银行。四是在高额回扣的腐败收益刺激下,全国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所有资金都来自于银行。朱溶基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十分自豪的基本建设成就,就是这样形成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比他们批判的文革高积累时期几乎还翻了一番。五是借银行不良资产升官发财,一方面,银行官员为了降低坏账比率迅速升官,便采取大规模放贷的办法,让企业借新债还旧债,导致不良资产呈几何级数增加;另一方面,通过不良资产发财,国企改革为银行制造不良资产,银行开放向外资赠送不良资产,外资再以巨额回扣返还相关人员,结果是银行大放血,大家都发财。美国摩根公司在中国经营不良资产的利润率超过900%。六是由于政府任命银行官员,政府官员完全把银行当成了提款机,金钱如同决堤洪水般通过各种建设项目渗透进了各级官员和开发商的腰包,重庆巫山县交通局长不过一个科级干部,受贿金额就能相当于全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干部,一个县里像这样的科级干部不下数百人,一个人就能捞取2千多万,全县该是多少?全国又该是多少?全国7百多万党政干部,四千多万一般干部,如此攀比着捞起来,该是何等惊人的天文数字!莫说是会导致中国的银行业破产,如果世界一体化后也保持这种权利结构,恐怕全世界的银行都会破产。

    就这样,在九十年代掏空并进而占有国有企业之后,又以相同手段掏空了银行,只是后来占有银行的不再是国内权贵,而是国际金融大亨。金融买办集团为掩盖掏空银行的行为,把中国数代人建立起来的银行随便以不到一元钱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银行不仅仅是商业公司,甚至主要不是商业公司,同时还是甚至主要是金融管理机关。凭借其金融管理和市场的双重垄断,把中国资源和环境变现形成的巨大财富,把中国老百姓60年奋斗积累的巨大财富,把中国亿万股票和基金投资者投入的巨大财富,迅速转换成为银行资产,让控股参股中国银行业的外资公司赚取了超越任何冒险家想象的惊人财富。并且控制了现代经济最核心的命脉——中国银行业,进而开始了对包括证券、保险、年金等所有行业在内的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扫荡。对于虚拟经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来讲,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系统被外资控制,等于是外资在中国架设了一条庞大无比的财富虹吸管道,无论中国老百姓创造多少财富,都能够在瞬间被全部吸走,所造成的财富损失远远超过八国联军和八年抗战的损失总和,由此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再次反抗,掀起了21世纪新的民族救亡运动。这是继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之后,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三次民族救亡运动。

    这场斗争的救亡性质,决定了中国民众的矛头并没有指向国内的买办精英,而仅仅是不愿意亡国而已,虽然仅仅如此,却仍然引起了国内买办精英的刻毒仇恨和疯狂打击,他们面对中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十分狂妄地宣称:“无论有多少老百姓发泄,都阻挡不住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是的,八十年代初的审判和八十年代末的镇压,造就了中国买办精英极端的狂妄,自觉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他们卖国的步伐,只是他们忘记了一个道理,当人民用现有方式无论如何都阻挡不住民族的灾难时,人民就会坚决地转而选择其他方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相信让中国买办精英懂得这个道理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雄壮的歌声: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